为纪念著名作家、曾创作出《铁道游击队》《红嫂》《一支神勇的侦察兵》等脍炙人口作品的刘知侠同志诞辰100周年，本报记者赴青岛采访了刘知侠同志的夫人、知名作家刘真骅女士。
刘真骅与刘知侠相识、相知、相爱的曲折故事，让人感慨。而刘真骅近30年来不遗余力地做着刘知侠未竟的事业，让更多人了解知侠、欣赏知侠，记住知侠，着实让人敬佩。进入耄耋之年，刘真骅不忘知侠，活出自己，织就出绚丽的一道彩虹。
2018年4月28日，约好上午9点半，拜访刘真骅老师，却因我的疏忽耽误了半小时，刘老师已在小区大门口站着等候，季春的阳光，洒在她的脸上，我内心的不安稍减。
刘真骅走路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她哪像个82岁的肝癌患者呢。她的名言浮现我脑海：“心里不长皱纹，就永远年轻”“把82岁活成28岁” “且把花甲当花季”要“做女人，不做老人”……难怪50年前知侠第一面第一句话是：你终于来了，就是你了！
灵魂深处的声音，撬开了她的心扉
刘知侠和刘真骅的爱情可谓当代传奇。刘知侠的前妻刘苏1967年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留下６个孩子，大的１６岁，小的只有６岁。1968年，正是“文革”最乱的时期，刘真骅和刘知侠先后被不同的人介绍见面，但刘真骅都回绝了。后来一位老领导又给她介绍对象，事先没说是谁，刘真骅说不见，约好了上午九点直到下午四点刘真骅赶去老领导家致歉，认为那个人早走了。没想到，一进门，碰到一个人，那人穿的中山装跟炸油条的似得，已经看不出衣服的本色了，裤子上还有洞。他一个健步冲到刘真骅的面前说：你终于来了！很多人介绍的都是你，就是你啦！旁若无人地径直的把刘真骅拉到破沙发上坐下，扒了一个橘子塞给她。当时的刘真骅脑子一片空白地坐在那里，她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人跟赫赫有名、叱咤风云的名作家刘知侠联系起来。
“在送我回工厂的路上，他说：你以后不会孤独了，有人陪你一起走。见我定定地望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认同感，他坚定地望着我；并把手放在我扶自行车的手上（等于刹车）说，我只要你记住一句话：知侠是个好人！”忆当年，刘真骅清晰如昨，“小逄啊，50年的生前身后结结实实地验证了：刘知侠真是个大写的好人！”
刘真骅对刘知侠的爱，是从硬如砖头的坚冰开始，一点点加温化开的。毋庸讳言，开头是可怜他，当时刘知侠真的在“走麦城”：蹲牛棚，挨批斗，家里还有6个未成年的孩子！
刘真骅对我说，虽然与你倾心而谈后心情应该舒畅很多，但半个世纪的往事却是：掲一次伤疤流一次血……
刘真骅跟我透露了一个多年的秘密，她最终决定嫁给刘知侠，缘于知侠的中篇小说《一次战地采访》，那也是解放战争的故事。知侠在一次战役后，从打扫战场战士的手中发现了一个国民党电台台长的日记本，知侠在日记里看了一个厌恶战争的进步青年的心迹，后来，他冒着飞机轰炸的危险把这个国民党兵救了。
刘真骅说：“问题是国民党兵获救的一系列‘故事’是发生在这篇文章结束以后……我俩在1968年相识后，我们的关系若即若离将近一年没有进展，我在看他的作品时，对这个小说里写的人和事与他探讨，他绘声绘色地讲述，我对他灵魂深处自然流露的人性产生了浓厚的‘崇拜’！这是我义无反顾地答应嫁给知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在刘真骅致刘知侠的信中查到，刘真骅早在1970年1月22日就谈到《一次战地采访》，她写道：“这几天我一直在读你的《一次战地采访》，在你的所有作品里，我最喜欢这篇文章……你为了救一个有才华的走错了路的国民党电台台长，冒着敌人的疯狂的飞机轰炸去找他，救了他的命，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我真感动！联想到我自己，你也是在我绝望的时候救了我。”
1970年2月2日晚，知侠回信说：“你对《一次战地采访》的偏爱，你说我‘挽救’了你垂危的生命的比喻，这一切都会引起我的沉思的。因此，我爱你和接受你的爱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充分的精神准备的。”
灵魂深处的声音，撬开了她关闭了多年的心扉。
翻看着刘知侠和刘真骅三年恋爱写的情书选《黄昏雨》，这些滚烫的，炽热的，汪洋恣肆的文字，是无法复制，也无法重写的，是独一无二的两地书。它把我带入那个异样的年代。我捧读着，体味着，我理解了为什么刘知侠说：我从来也没有被人这样深爱过，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爱着一个人。
知侠逝世20周年时，刘真骅写了四句诗：
当年锋火驰风云，
江山不负壮士心，
而今岁月悄然过，
天地犹存知侠魂。
在编辑出版《痴侠》和《我生命中的几个男人 》后，刘真骅还有个计划，想把《一次战地采访》改编成电影，“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对本是同根生的两岸同胞兄弟的故事，展示的是美好的人性，是一段很好的佳话。”
“侠哥”的红色情结
刘真骅说，知侠，早年他的战友都叫他“侠哥”。刘知侠原名叫刘兆麟，自幼家贫，跟随父亲在村边道清（滑县道口镇、博爱县清化镇）铁路打工、捡煤核，跟随母亲在外祖母家放猪。刘知侠11岁那年才开始上半工半读学校，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卫辉一中。
1937年夏天，他从报纸上得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消息，约合了三个同学一起奔赴陕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他们同学4人一路步行风餐露宿，半路上有两个实在受不了了，中途坚决退出，只剩下他和颜正兴，历尽千难万苦，狼狈不堪，终于在38年2月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由办事处送往延安。到达延安时已是1938年的3月初，为了不连累家人必须改名换姓，刘知侠自己改了个痴侠。他跟颜正兴说：你这个人太中规中矩，就改成颜红吧。后来，颜红是福州军区的副政委。”刘真骅说。
刘知侠有很浓重的红色情节。《红嫂》就不用说了，《铁道游击队》《铺草集》《沂蒙山故事集》《一次战地采访》《芳林嫂》等，传递的都是红色基因。
刘真骅说：“刘知侠到延安时，不到二十岁，他就把兆麟名字改成痴侠，痴，痴迷，痴心，有点儿傻，一根筋，但是很侠义，战友们都叫他侠哥，后来就一直延用这个名字。有一次他在【山东文化】油印版的小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刊物出来后刘知侠发现署名改成了知侠，就去找编辑问：你怎么给我改名了？编辑说：我把你那个病字旁去了，你既不傻又没病。从此就成了知侠。
1991年9月3日，青岛市政协召开老干部国际形势座谈会，刘知侠发言时，他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局势忧心如焚，慷慨陈词，突发脑溢血。倒在了讲台上……
知侠当时讲话很激动，他去拿杯子，拿了两把没拿着，有位老同志说，知侠你别这么激动，咱们还有群众哪！刘知侠说，对！群众！群众！……就这样倒下的。
“我赶回来时，抓住他的手说，知侠，你不是说要还要和我再过二十年吗？一直喊啊，喊啊，他不做声，他气若游丝了，我攥着他的手，他捏了我一下，虽然很无力，但是我能感受得到……”刘真骅讲述着，我看到她眼里有了泪光。
我最怕看到长者的悲戚之色，于是引着刘真骅说点儿高兴的。
王元化慧眼“识”知侠
在访谈中，刘真骅多次深情地提到王元化先生。她说：“小逄，可以这么说吧，没有王元化，就没有《铁道游击队》。”
1953年，刘知侠请了一年创作假，写完《铁道游击队》，送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辑们看了以后，准备给刘知侠退稿。当时王元化先生是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由于社长刘雪苇兼任华东文化局领导，出版社的日常工作由王元化主持。
刘真骅说：“刘知侠生前多次跟我讲，王元化同志过问《铁道游击队》那个稿怎么样了。编辑说，这是一堆素材，故事不完整。王元化说，拿来我看看。他看了以后，说，太好了！这部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压着他们的头皮就出版了。小逄啊，一个好编辑，对一本书来说，多么重要啊。王元化对知侠有知遇之恩。”
罗银胜先生在《记忆中的王元化先生》中有这样的表述：“对艺术有着敏锐感觉的王元化多次与刘知侠交流，探讨作品的修改。谈到写作的表现力问题，他打比方说，写作要讲究技巧，木工还有粗细活之分，把人物写活了，作品就成功了。王元化先生还为《铁道游击队》落实了责任编辑，请刘金（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学报》总编辑）担任。后来通过加工处理，那些过于繁琐重复的人物和战斗情节，有的被删去，有的被合并，余下的则有所加强。《铁道游击队》 于1954年元月出版，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新书上柜不久便告罄，当年即再版。《铁道游击队》使刘知侠一举成名，作品后被译成多国文字版并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等。”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后来改成上海文艺出版社。刘真骅笑着说：“他们出版社的大楼就是靠着《铁道游击队》不停地再版、再版、再版盖起来的。知侠去世后，我给他出《战地日记》，找到上海文艺出版社，他们的编辑说这不行，那不行。我说，你出五千册吧？他们竟然说，那你全包了，不给你稿费。我一听火了！我说，你这个大楼都是靠《铁道游击队》盖起来的，还说什么。最后他们觉得不好意思了，就出版了。
《侦察兵》被剥夺署名权
电影《侦察兵》，我小时候不只看了多少遍，一些经典台词，我都能背诵。
刘真骅说：“你知道吗？这是根据知侠的小说《一支神勇的侦察兵》改编的。”
我进一步了解到，上世纪70年代初，北京电影制片厂鼓励大家抓剧本拍故事片，摄影出身的李文化常去资料室翻小说。一次，凑巧从乱书堆里翻出了“文革”前出版的刘知侠的小说《一支神勇的侦察兵》。李文化看了觉得不错，马上动手改编，随后将剧本送厂军宣队侥幸获得审批。从此，李文化改行当了导演。当剧本定稿时，署了原作刘知侠的名。
影片拍摄是“秘密”进行的。为确保拍摄成功，李文化特意请“文革”前的大明星、八一厂演员王心刚出山，主演男主角解放军侦察参谋郭锐；还通过军宣队，从干校“解放”了与王心刚同为“文革”前“22大明星”的于蓝出饰孙大娘助阵，女主角孙秀英则选了在《苦菜花》中扮演了绢子一角的新星杨雅琴；在内景拍摄开始不久，恰逢上影因主演了《火红的年代》而火爆一时的于洋回家过春节，也被强拉来扮演了政委一角。
刘真骅回忆：“大概是七十年代初期吧，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李文化同志，带着电影《侦察兵》（未上映前）找到了我，当时知侠去王村的一个劳改农场去采访了。李文化急切的需要找到刘知侠，一定要让他看看这部电影，说已经约好了省委宣传部的王众音部长当天晚上一起看这部片子。我很着急啊，又没有车，当天下午找到一个小伙子，用摩托车带着我奔跑了一百多里赶到王村，那天下大雨，我们浑身淋得像落汤鸡，好容易找到劳改农场，农场领导让吃了饭再走，我说领导还在等着哪，又急着往回赶，农场领导给派了一辆吉普车送我们。晚上，我们在电影公司看完后，李文化问知侠，感觉如何。知侠说，还行吧？李文化说，很抱歉，电影不能署你的名字，上级不让。知侠说，那就待判决吧。你把我的孩子抱了去，你怎么打扮我不管，但是孩子是我的。”
影片公映，我当时9岁，只要听到周围哪个村子演《侦察兵》，就跑去看，有的能跑出十几里地。
可惜，据北影厂当事人回忆，江青调看了影片，竟大加斥责说，“脱离生活、虚假”。让李文化对整部电影进行检讨，最后检讨书上了《人民日报》。
写这篇专访时，我又看了一遍电影《侦察兵》，像见到了40多年前的老友。我想，如果重拍，一定把知侠的名字加上。
电影《红嫂》与谭启龙墨宝“蒙山情”
“《红嫂》这个故事是李子超同志1960年秋和刘知侠到苏联去，在路上讲的。知侠就问，你怎么不早说这个故事呢，李子超说，沂蒙山人是很封建的，你叫人家小媳妇直接给伤员喂奶，那还了得！
其实，早在1939年底，刘知侠随抗大一分校千里东迁，融入如火如荼的沂蒙抗战热潮，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妇女“识字班”，就是他在《大众日报》报道的。“红嫂”形象，早在他心中酝酿了很久。李子超的故事，激出给了他的灵感。
如今，秀外慧中而又特色鲜明的女性形象——红嫂，卓然闪耀于亿万人民的精神家园，成为一个国家群体文化记忆的珍贵底片，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知侠功不可没！
诚如贺敬之为刘真骅的题字：“知侠不朽，红嫂永生。”
我看到，刘真骅客厅里挂着山东省委原书记谭启龙的书法“沂蒙情”。
刘真骅说，“蒙山情”这幅字，是1995年她搞电影《红嫂》的时候，请谭启龙题写的。那年是孟良崮战役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谭启龙出席活动，刘真骅也参加了。
“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毛主席评价是‘玲珑剔透’，然后说，如果拍成电影，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多好，结果他们领会成把《红云岗》京剧舞台剧直接搬上了银幕。”刘真骅说，“事实上《红云岗》一直就没有拍成真正的电影。知侠去世后，我一直有这个心愿，京剧搞了，电视剧搞了，我想改成一部真正的电影。后来请谭启龙给我写个片名。谭启龙书记就给我写了‘蒙山情’三个字，电影片名是我托部队的老首长请迟浩田给提的。
刘真骅还讲起谭启龙关心刘知侠的一些细节。刘真骅第一次见谭启龙、严永洁夫妇是在1987年盛夏，在青岛。她和知侠听说谭启龙从成都回来在济南定居，现在青岛八大关一座小楼休养。他们就赶去拜访。谈话中，谭启龙说起刘知侠在文革中与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严永洁一起游街示众、被批判的事情，谭启龙一挥手，仿佛与往事告别，话锋一转说：“这些年耗费了我们多少不该消耗的时间和精力，应该说这才是最大的损失和遗憾。”又拍拍知侠的肩膀说：“你还年轻，趁精力还来得及一定要多留点作品给后人。”
刘知侠因突发脑溢血猝然离去后。刘真骅在《文艺报》发表了《我的太阳》悼念文章，谭启龙夫妇看后很激动，专门写信问候，并邀请刘真骅到济南见面。
悲痛欲绝的刘真骅在痛苦和沉落了很长时间后，重新站了起来，开始整理和出版知侠的文集。八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知侠文集》五卷的选编，谭启龙同志非常关心《知侠文集》的出版情况，亲自给有关部门打招呼。
最后在国家新闻出版署于友先署长的过问下落实到青岛出版社出版。
1995年刘真骅又从她和知侠泣泪泣血共同写成的160万字的“两地书”中，选编出了46万字的《黄昏雨》。
当初许多人把《黄昏雨》都理解成黄昏恋，谭启龙看后说：“一个不到48岁，一个不到30岁，哪来的黄昏恋？没文化！她是借用李清照的词《声声慢》中的句子，‘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谭启龙书记很重视文化，从他关心知侠这一点就看得出来。
2003年1月22日谭启龙在济南逝世，刘真骅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并写出了《我眼中的省委书记》，文章被收入《谭启龙纪念文集》。
谈到两地书《黄昏雨》，刘真骅说：“身、心都面对四壁，没有人可以对话、没有人可以帮助安慰，没有人可以诉说，那孤寂比死更难受！写信、读信是当时维持生命的空气和……”
忍骨裂之痛，替知侠报恩
知侠临终前轻轻的“那一捏”，是嘱托，很轻，但也很重。刘真骅说：他给了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余生回报他。除了编辑出版《知侠文集》五卷、拍摄电影《红嫂》上映外，还出版了知侠封笔之作《战地日记－－淮海战役见闻录》，参与电视剧《刘知侠与芳林嫂》创作、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 多版重拍、《小小飞虎队》等等播出……
“知侠有个恩人，就是他小时候的一个学校的校长，叫李祥芝，当年家里穷，他想考中学，父亲不让，但是这个李祥芝校长竭力支持他考，结果考上了，也就是现在的卫辉一中，全县他考了第一名，但是他没钱上学，是李校长帮助了刘知侠两年。两年后李校长因病去世，刘知侠失学、失业。现在想来没有这个好老师，就没有知侠。没有这两年的中学刘知侠也写不了《铁道游击队》全国解放后刘知侠将李校长的女儿李云珠接到济南上学直到大学毕业，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如亲人般往来。1995年，全国征文大赛，我写了篇《刘知侠当年的希望工程》，就是写的这个事，还获得了一等奖呢。”
刘真骅是青岛红十字会“微尘基金”的监督委员，也是“微尘之星”的获得者。2013年5月15日，刘真骅向青岛红十字会表示了要向卫辉一中捐赠了10万元稿费和《铁道游击队》著作权，以报答母校当年的培养之恩，效仿李校长的资助之恩。微尘基金会的理事们也表示愿随同刘真骅一起也向卫辉市一中捐助了10万元，共计贰拾万元。成立“微尘·真知”基金，以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刘真骅说：“我们去河南，来回的费用都是自己拿，不给人家添乱。不巧的是，在我联系这个事儿的一个礼拜，脚崴了，骨裂，我谁都没告诉，连微尘基金的人也没告诉。到了飞机场，我坐着轮椅，脚一着地就疼，骨头疼是干疼。好容易上了飞机，飞机有故障，让我们另换飞机，又忍痛下来上去，折腾了4个多小时，到新郑机场已是半夜一点多了。第二天，参加仪式，我打着石膏，坐着轮椅，在会上我讲述了当年刘知侠就是别人帮助他，上了两年学，没有这两年中学，刘知侠写不了《铁道游击队》。等等……好多人听着都掉泪了。”
“这些年我做的许多事也许不被别人理解，但我乐此不疲，在很多场合我也说自己不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但我必须坚强！为了完成对刘知侠的承诺，我必须坚强！”
一缕青丝伴君眠
知侠在刘真骅眼里，是高山仰止的。她1969年11月14日深夜，写给知侠的信中说：“你已经在我心里放了一把火，这火在燃烧，很旺……”一点不夸张，知侠点燃了真骅。
刘真骅，一点点变得坚强起来。去年得了癌症。要做消融手术。“针打进去，像电气焊一样，把病灶烧焦，那个大夫说因为很痛，给你全麻醉吧。我说能疼死了人吧？医生笑了。我说我不全麻，因为我还写东西，全麻后，我脑子两三天过不来。我那个期间脑子里还在打腹稿呢。最后，疼得不行的时候，牙咬得那么响，旁边大夫抓着我的手，我说我给你捏碎了啊。绝对不是夸张，我一直一个劲儿地想，想那些先烈们，当时叫敌人弄去了，严刑拷打，我能不能经受了？我想我能不能叛变？我想我不会变节，绝对不会出卖别人……”
这就是刘真骅！一个15岁就参加革命的叛逆女孩，血管里让知侠灌注了红色基因，变得有了坚定信仰。
就凭着对知侠的“信仰”，在刘知侠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她为刘知侠组织了一场高规格的＂刘知侠作品研讨会＂。
在刘知侠逝世两周年的日子里，她多次往返河南——济南——青岛联系刘知侠的骨灰安放。她先是将刘知侠的骨灰安放在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让他和先他而逝的老战友们相聚，后又将他和前妻刘苏的骨灰一起合葬在河南刘知侠的故土。
值得一提，刘真骅将自己的长发剪了一缕也与知侠的骨灰一起入土。因为发肤受之父母。并用宣纸写下了：我心我情都已随你而去，今后的日子都是多余的，什么人也不能取代，我的灵魂与你同在。
安置知侠归来，刘真骅饱含深情写出了《一剪梅·送知俠回故乡》 ：
乍醒三更欲断肠，忆也感伤，梦也感伤。
长夜依稀君声喚，思也怆惶、寐也怆惶。
中原故土抱忠骨，天也添香，地也添香。
滔滔黄乳哺英才，生也留芳，去也留芳。
刘真骅是个大女人，心大，格局大。她说，我骨子里的行侠仗义常常不被人看好，也就是不按常规出牌，江湖人称“二哥”。她甚至笑着谈到遗嘱，骨灰将撒大海，只取一点埋葬在青岛百花园刘知侠雕塑象背后：我永远是刘知侠身后的那个女人。
一年又一年，年年念知侠，今年是刘知侠百年诞辰，她正在忙着出版《痴侠》，百年诞辰纪念册，将刘知侠逝世后许多老战友的回忆、悼念文章收集入册。刘真骅，不是真正的痴侠吗？
采访告一段落。几句话，写给刘真骅老师：
一缕青丝伴君眠
痴心不改年复年
黄昏滴雨到天明
海涛催问几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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