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刻蜡板和油印机

　　现在，电脑已是司空见惯，随之而来的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也是比比皆是，连我这样的极其普通的家庭，也都是一应俱全。前不久，在青岛昌乐路文化市场的一个旧书摊，突然发现了我在1967年亲自刻印的一本《中央首长讲话》，顿令我喜出望外，那时我才23岁啊！于是，我毫不犹豫花了十块钱买了回来。望着这47年前的油印本，浮想联翩，不由得回想起与刻蜡板和油印机的缘分了……

 

　　在新世纪到来之前，电脑还很不普及。刻蜡板，是我们各行各业的办公人员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一般单位，要打印出一个书面材料，就得有专人把专用的打印蜡纸铺在一块30×10厘米的钢板上，用铁笔刻上必要的文字，然后再把刻好的蜡纸贴在油印机的纱网上，用蘸着油墨的滚子，一压一滚，一张一张印制出来。那时的政府部门或是大型企业，有的则有汉字打字机，把字敲打在蜡纸上即可，显得非常的工整；有的还有手摇油印机或高速油印机，这些都很令我艳羡不已。

 

　　我是1960年开始接触刻蜡板和油印机的。当时是在一所小学代课，要给学生印发一些语文辅导材料。事前，我就关注到刻蜡板多是书写扁扁的魏碑体，故而我就专门练习过魏碑体。刻蜡板，既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要均匀用力地用铁笔在蜡纸上刻写，必须轻重有致，用力轻，印出来的字就模糊；用力太重又会划破蜡纸；同时还得格外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刻错则需涂上改正液。一般是每刻一张满满当当文字的蜡纸，得费用大半天的时间，完工后手指和手腕都感到酸痛。此时，位于安徽路的誊印厂就是专门刻印油印材料的，有时他们的活多，就请外面的人刻写，每张四角钱。当时收入微薄的我，就千方百计主动要来了一点活，偷偷地赚点外快。

 

　　“文革”初期，作为一家业余学校教师的我赶上“停课闹革命”。我就把当时的一些所谓的信息，刻印成小本本免费发放，很类似于现今网络的“转帖”。尽管完全是义务劳动，倒也乐在其中。1973年，我主编市南区的“街头诗画”月刊，每期都要亲自刻印一册油印本，并补充上一些略长的诗歌以及散文、小说。据我所知，有些当年的老文友还保存着呢。时为青岛十九中学生的李洁还帮忙刻印了一期，字迹非常清秀美观，而今他已是知名作家、资深编辑，著有颇有影响的《文武北洋》。

 

　　到了“文革”后期，某作家欲请人把他写的电影文学剧本刻印成册，一位老朋友就找到了我。我提出了一些具体困难后，对方让我们自己去买蜡纸、油墨和纸张，并说：一切放心，不会白干。于是就与两位文友合作，我主要刻板，他俩主要在家里印刷、装订。因文字太多，我独自一人忙不过来，就请誊印厂的朋友帮忙刻板，允诺也是每张四毛。由于时间紧迫，我们三个人夜以继日，同心协力，终于如期保质保量完成。但后来则是好不容易才问那位作家要来的钱，根本就不够成本，还得为之垫付他人的刻板费。而出乎意料的是，那位作家竟说我们是“投机倒把”，出了一大顿力，却蒙受这不白之冤，确实是苦不堪言，吃力不讨好！

 

　　上世纪80年代，我所在单位在某宾馆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专业会议，我刻写了一份《会议流程》拟发给与会代表。我就请一位刚调来的年轻人，找宾馆的油印机给印出来。不料，竟将蜡纸贴反，印出来的字全是倒着的。因为参会人员即将到来，钢板和铁笔又在单位，根本来不及再行刻印了。怎么办？灵机一动，我就请司机弄点汽油，从宾馆医务室拿来棉球，仔仔细细把蜡纸的油墨擦得一干二净，总算是印了出来。当时，我确实有些急躁。唉，后来才知道此人是个有路子调来的“官二代”！

 

　　如今，有了电脑文档和文字输入法，字体、大小、色彩完全可以各取所需，既能复制又可下载，还能够插上各类图片，简直是便捷极啦。显然，刻蜡板和油印机都已成了过去，这就是新陈代谢、吐故纳新的自然规律。

 

　　（吕铭康：作家、文艺评论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电影家协会会员、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