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啤酒缘

　　我喝啤酒，量不大，却有瘾。溯其源，既好笑，也有趣。

 

　　那是难忘的1960年深秋，一夜间全国人民吃饭都成了最大的问题，饥肠辘辘导致饥不择食，自由市场原来只能喂猪的地瓜叶竟然卖到3元钱一斤，而刚满17周岁的我，正在一所小学代课，月薪仅25元，而社会上一般人的工资也不过三、四十元。于是，榆树皮、槐树叶、蚂蚱菜、酱油渣之类掺上玉米面或地瓜面，都做成了菜团果腹。那时，我已父母双亡，独身一人，那更是度日如年。每月定量26斤，平时与鱼肉蛋菜几乎无缘。再加之，那年冬天的脚步似乎来得特快，更加深刻领略到饥寒交迫的滋味。

 

　　一天，在学校不远处的东方菜市有家大仓库似的饭店门前卖散啤酒，用广口的罐头瓶盛着，漂着一层厚厚的白沫，每杯两角钱。从来没有沾过任何酒的我，毕竟是饥肠辘辘，饥不择食，交上钱便一饮而尽，颇有梁山好汉的风采。接着又来一杯，肚子开始有些舒适。这时，我有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感觉，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尽管，不多久经过几次小便，腹中已是荡然无存，但还是总能够舒服一阵。就这样，为了充饥，我与啤酒结上了缘。因囊中羞涩，也只能三、两天难得喝上一次。

 

　　“文革”不久，作为教师的我被发到一家区办工厂接受“再教育”。翻砂、浇铸、拉大车。在一番劳累之后，来到工厂附近的小酒舖，一杯散啤下肚，浑身舒坦。于是，这也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场所。开始，这里还有几个破旧板凳，后因人多，便改为站着喝。甚至还得买他们的熟食才能喝酒，美其名曰：带菜。再后来，罐头瓶也改成了大海碗，得两只手小心翼翼地端着喝。为此，我写了篇题为《莫非身临景阳冈？》的小言论，登在《青岛日报》头版的《岛上小议》专栏。

 

　　那些年，仅逢年过节凭票供应几瓶啤酒，人们只有在一些街边的小啤酒屋才能喝上点散啤。近30年来，经济建设日新月异，我们的收入高了，大家的生活好了，什么定量供应的票证也取消了。我们青岛的街头散啤是用塑料袋装，这样我就多在寒舍独酌了。

 

　　其实，我的啤酒缘，还有个极其重要的歪打正着的缘由。我曾患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经X光拍片有一块溃疡面，有时大便潜血达4个加号，经常胃疼不已，痛苦不堪。为此，医院决定给我做胃部大部切除手术，而我非常畏惧在肚皮上留一大拉锁，便硬着头皮强行出院，在“责任自负”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不料过了一些年，我竟然不再胃疼，X光拍片溃疡面竟出奇愈合。我私下里认为，这可能是常年喝啤酒的结果。当然，这仅仅是针对我的病情。就好像同患一种病，用同一种药，因各人情况不可能完全相同，有人就能够缓解或治愈，有人也可能无效甚而加剧病情，这也俨如我们平时鉴赏文艺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我这仅仅属于幸运的“个案”罢了。

 

　　我挺怀旧。有时走过我最早用啤酒充饥的老街，那仓库式的简陋饭店已经成了比较高档的大酒店。假如，现在有的小酒舖，再恢复用罐头瓶作为盛酒的器皿，

 

　　我一定要去过把瘾，深信与我有同感的必是大有人在。然而，我现已年逾古稀，也没有丝毫酒瘾了……

 

　　（吕铭康：作家、文艺评论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电影家协会会员、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