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第一印象

　　我是河南沁阳人。最早知道青岛是刚上小学。村里有个人当兵，到过青岛，回去灌了一壶海水让街坊邻居尝尝，说一望无际的大海全是这样的水，里边全是盐。六十年代的农村，买盐是家里的主要开支，“鸡蛋换盐，两不找钱”就说的是那时候，很多家腌咸菜都不舍得放太多盐，咸菜都能放酸了，以至于腌一段时间都要把捞出来挂在屋檐下晒干。

 

　　八十年代初期，我去一个同学家耍，他父亲是村里跑外的，到过青岛，带回一本《旅游》杂志，那是一本全面介绍青岛的小册子，详细地介绍了青岛的风土人情，第一海水浴场、鲁迅公园，特别是鲁迅公园不要门票，那还不是像天堂一样。这本书我曾经保存很多年，后来搬几次家才没有了。

 

　　还是在八十年代初期，河南平顶山帘子布厂从国外进口一批大型设备，从青岛港下船，穿过整个青岛市，走沂蒙山腹地，河南日报详细介绍了此次运输过程。几十年过去了，这篇文章我记得很清楚，题目叫《三千里路云和月》，在青岛，马路上空电线密如蛛网，路两侧楼房窗口都站满了人，在马路边吃馄饨等。电线、楼房、馄饨，从侧面反映了青岛人的生活水平。上青岛看看，成了我年轻时的最高理想。

 

　　上青岛看看，可又谈何客易。改革开放前的农民，从公社到大队，再到生产队，谁都能管住你，出工晚一会队长就要去家喊你，想去作个小生意，那叫“投机倒把”，是要判刑的，甚至有判死刑的。当时有个案子，是个河南人，把部队淘汰的军用汽车倒卖出去，判了死刑，罪名是“投机倒把、倒卖军用物资”。这个人是个文人，写了一副对联， “世道难行钱作马，愁城欲破酒为军”。

 

　　出门吃饭得要粮票，住旅社得要介绍信，干个临时工每个月得给生产队交拾块钱，并且这拾块钱什么也不抵，也无名堂，而农村户口基本无转正的可能。那时的农村人，真的是前途渺茫，敢问路在何方。可当时我们村里企业搞的好，上青岛看看似乎有一条路可走，干跑外、给村里跑业务。而干跑外也得有门道，首先是城市里得有亲戚，再者大队里得有说上话的人，也得有人带着你，要不你连个火车都不会坐。可这几样我一个都不具备，我们家族在村里属于成份高的家族，也没有干跑外的亲戚可以带你。

 

　　高中毕业之后，家里已经为我找好了工作，粮店卖馒头、电厂当工人、汽车大修厂当维修工，这几样活对于当时的农村青年，那是挤破头的好事。可我的志向是走出去，看大海，吃荔枝，为此让父亲找村里企业老板，让我到企业上班，特别是多干出外施工的活。机会从来都是给有准备的人。

 

　　一九八五年，我随村里人在沈阳铁路信号厂施工，住沈阳铸造厂招待所，当时青岛蓄电池厂环保基建科科长刘俊元带了几个青工在沈阳学习，也住在这个旅社，并且和我一个房间。那时候往宿条件都不好，大房间，就走廊上一个黑白电视，跟个宝贝蛋似的，平时还锁着，晚上有专人开关电视。

　　我们的人，青岛的人，吃过晚饭早早就等着看电视，多年以后，刘俊元还学我们的小伙子说话，用沁阳话喊“看电视”。我当时爱学习，买些山西自修大学的资料在看，自然也就不看电视，时间长了，刘科长开始对我注意，并渐渐地喜欢上我，一个农村孩子在读书无用的情况下，能天天看书，并且看的是有质量的书，的确有点难能可贵。

 

　　刘俊元问我在沈阳干什么活，我如实相告，他说等你干完活，去青岛找我，给你找些活干。几年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青岛从此向我打开了一扇门。

 

　　回到厂里向厂里申请出去跑业务，厂长不相信，多少人专门跑还跑不住业务，你一个小孩出外干几天活就能跑出业务。多亏了我在沈阳施工时的业务经理帮我说好话，厂里批给我一百伍拾元钱让我到青岛跑一趟，行不行就这了。

 

　　当年从郑州到青岛就一趟火车，青岛至兰州西宁101次，郑州半夜开车，青岛半夜下车。第一次的青岛之行是个站票，过济南之后才有座位，下车之后就住进了青岛大旅社。青岛大旅社就在火车站边上，现在的华联商厦、新华书店的位置，一个能住一二百人的大地下室，从房子结构上看以前应该是个仓库或者酒窑。每个人就一张床，一天九角钱，有个小喇叭成天喊着几床交费。

 

　　出门就是第六海水浴场，几座破破烂烂的木结构更衣室一片萧条，当时是冬天，寒风阵阵，有个大下水道向海里排着脏水，时常冒出一股臭味。和我想象中的青岛差距太大。不管怎样，先找到蓄电池厂再说。挺顺利，2路电车这头坐到那头，路两边都是些破破烂烂的几层楼，坐车的、走路的大姑娘小媳妇也不太讲究，多是工作衣外边套个棉猴，也不是太洋气。延安路头上是个街心花园，2路电车在此调头，各个方向来的车在此聚集，堵的是一塌糊涂。

 

　　当时的延安路已经到了城市的边缘，这边是工厂，那边是棚户区，比农村也好不到哪。见到刘科长，自然分外高兴，简单寒暄几句就领我去喝酒了。那时候也没那么多的清规戒律，更不用打卡签到，我俩就到上清路头上的上清饭店喝酒去了。这个饭店多少年前还有，后来道路拓宽才拆了。点了两个菜，一荤一素，素菜忘了什么菜，荤菜是溜肝尖，两人喝一瓶四川绿豆大曲。这酒现在找不到了，从那以后我经常喝。刘科长让我先住下等几天，他把事情办好再找我，也不用招投标，甚至没有讨价还价。

 

　　事情办成了，住宿条件也要上个台阶，沿着中山路找，找到了青岛饭店后楼，四个人房间，有床头柜，黑白电视，两块四毛五分钱一天，在当时是很好的条件。那时物价不高，曲阜路上馄饨二角钱一碗，教堂后边自由市场烧鸡两三块钱一个，大螃蟹煮熟卖八角钱一斤，蛤蜊一块钱几斤，鸡蛋七角钱一斤，我的生活补贴是壹块八毛钱一天，再拣个车票报销，每天喝个小酒，记一个整劳动日，一个劳动日开三块钱，那时候真幸福。

 

　　到青岛怎么也得喝青岛啤酒，可当时的青岛啤酒凭票供应，人们喝得更多的是“光州啤酒”。青岛饭店当时供应散啤酒，也无保鲜罐，就放几口大缸，早上啤酒厂罐车一放，卖一天，卖不完第二天接着卖。卖酒也是有规矩的，得带菜，带一个菜就行。想改善生活，就得自己琢磨，自己动手。鸡蛋便宜就吃鸡蛋，吃红薯长大的人吃鸡蛋应该没问题，买一个大茶缸，热得快，煮鸡蛋配馒头，省下钱喝啤酒。那时候没结婚，家里也不需要我节余，只要不花超就行。

 

　　从此我就在青岛住下来了，并且一住就是几十年，兴许以后就葬身大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