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居住在台东，平房杂院。记事起第一只昆虫是一只灶马蟋，青岛叫它“锅腰子”。弓形身子浅褐色，长须长腿，善跃不鸣，喜阴暗潮湿，行迹隐匿，成语“蛛丝马”中的马，就指它讲。母亲叫它“驼钱驴”。记得七十年代初我刚记事，一天中午母亲忽然指着小厨房门口的水泥地惊喜说到：“看，驼钱驴！”。然后快步接近用手捂住装入一只空酒瓶子，拿给我看。
一只怪异的虫子躬着身子在瓶里舞动长须，不安地跳蹦。母亲说这虫叫驼钱驴，看到它能发财。那个年代百姓都清贫，以至母亲也把发财的幻想托付给一只长腿弓身的虫子身上，说来可笑。
事实证明它绝对驼不来钱，因为再长大一点我在院里隐暗的煤池子，烂木板下多次与它“幸会”，之后连一分钱也没捡到。
要说记事里第二只虫子就是一种树上的黑色肉虫，学名大叶蓑蛾的幼虫。黑壮肥圆，红褐头壳下不停开合着两排短钩状小爪，拖一个肉滚滚的躯体。平时缩在自制的粘满碎枯叶的茧皮袋里，常将茧袋固于树枝上或吐丝悬于树冠下，青岛人叫它“吊死鬼”。
记得我上幼儿园时的一天早晨，邻居我叫大叔叔的青年，爬上街边一棵大法桐，树下不少人围观，一会儿他下树端给我一把木头削制的大刀，刀片上滚爬着一只黑色肥圆的肉虫，我又惊又奇，但至今我想不通为何为捉一只“吊死鬼”如此大动干弋，竟然爬树捉还引来围观。
因为在我以后的成长岁月里这种虫子多到成灾，秋季走在树下往往被悬在半空的它撞到头脸，夏季更是常见如蝇蚁，被踩得满地开花。现在分析也许是当时它刚在岛城“落户”，大家看着稀罕才弄出这么大的动静？还是大叔叔纯属想逗我玩，才捉它来作玩具？更让我奇怪的是这东西大约在2000年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几年听说网上有卖的，那是观赏鸟的营养珍品，价格高到足以让人有当头棒喝的效果，或怀疑耳朵出现幻听。回想当年它满地乱爬挂满树枝的情景，让人不觉发出沧海桑田，换了人间的感叹。
家土蚱，一种黄褐色形只居于灶台下的蟋蟀，雄的不会打斗只能鸣叫，声音单调，“唧唧复唧唧”，典型的“君子动口不动手”。七十年代青岛民居多平房，家家有灶台，青岛人叫“锅头”，是家土蚱的乐园。夏夜里各家吃过吃饭，停了灶火，大家都到屋外喝茶聊天风凉，此起彼伏唧唧的家土蚱鸣声从各家的灶底传来，汇成仲夏小夜曲从各各院落一直流淌到街上。
夜渐深，街上渐渐响起了哈欠声，人们开始收拾马扎躺椅凉席茶杯，相互道别回家休息，鸣虫小夜曲此时就成了大人们包括父亲不胜其烦的噪音，天天如此，忍无可忍。六六六，敌敌畏，都用上，收效不大。
一天，父亲不顾我的哭喊阻拦，使出狠招：清空灶底洞，两葡萄糖瓶工业酒精泼进去，一把火烧焦了所有虫族，当他把扫出的烤得焦黄酥脆的家土蚱笑眯眯地举给我看时，被邻居大叔叔和母亲拽住的我，顿时五雷轰顶，万箭穿心，愤怒和绝望地几乎哭背过气，两瓶工业酒精的余热加上刚刚的奋力挣扎与哭闹，使我汗如水捞。
近四十个春秋过去了，至今那只烤得焦黄，两腿蹬得笔直的家土蚱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的事实证明，“野火烧不尽”的不仅是“原上草”，还有灶下虫，第二年夏季，“春风吹又生”的家土蚱们又欢奏浪漫小夜曲了。
记不得从哪年起，这种黄褐色鸣声单调，依恋灶台的小鸣虫渐渐消声匿迹了。仲夏的夜里，只有极闷热时，头顶的树冠里会兀然传来几声短暂的蝉鸣，更显城市夏夜的寂静。
童年最反感的昆虫当属蟑螂了，青岛方言称之为货郎，油光乌亮的身子，健步如飞，异常机敏，饭厨是它们最常出没之地，写字台抽屉它也时常光顾，前面说的灶台洞是它们的大本营。晚上如突然拉亮电灯，总会看见几只蟑螂在地上乱窜，用鞋底打几乎白费劲，喷敌敌畏，用酒精烧它的大本营，都无法根除，直到八十年代末期，一种神奇粉笔药上阵，只需每晚在蟑螂常出没的地面上划上白道道，早晨就可以扫起昨夜踩了白粉笔道还在微微抽动的蟑螂尸体，开心地提起坐在炉子上的燎壶，捅开封煤，把那些“着了道"的蟑螂倒进死灰复燃，浓烟滚滚的炉子。
渐渐蟑螂也绝迹了，足见生化武器的威力，谁能想到十多年的抗蟑之战，竟由一支白色的蟑螂药粉笔给轻轻划上了句号。
童年中还有一种昆虫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蠷螋，青岛俗称“夹板儿”，黑红或黄褐色长圆桶形身体，尾有一个开合自如、声东击西的夹钳，爬行很快，喜荫凉潮湿之地。这种虫室内不多见，有也是小个头的，想捉大的，对城市孩子来说就有些野趣了：必须翻开院落里或街边私家小花坛的砖块，往往可见一身形巨大，或黑里透红尾夹如钳，或黄头黄尾尾夹修长的大夹板，或委蛇盘转，或威然不动，但都翘起尾夹示警，透出一股生猛野气，我就鼓一鼓勇气，心一横，伸出食指和拇指，猛地捏住其尾夹，将其举到眼前，欣赏它无助地在手指上前仰后合，翻转挣扎，小小的心里享受到冒险与征服的快感。然后掐掉其尾部，捅入一根叶柄或火柴棍，让它拖着跑，这叫“拉大车”，现在想来有些残忍，但那个年代物质匮乏，孩子们几无什么玩具，捉到夹板虫大多如法炮制，权且一乐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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