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里那棵花椒树

　　长到中年了，还是经常崴脚。每次崴脚疼痛难忍的时候，总会想起那棵花椒树……

 

　　小时候，高楼不多，大厦没有。多数青岛人住平房，我也不例外，只不过我们家住的平房是在一个院子里。本来，院子挺大，基本满足五户人家生活所需，甚至还可以供三五个毛头小子打打拳击，举举杠铃。

 

　　七岁那年，院子一夜之间变得狭窄了，狭窄的原因——五户人家中人口最少的那家，趁着夜深人静时，强行圈起了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花园。打那之后，我家门前，从一个院子变成了一条巷子。

 

　　这个最不讲理的人家只有一口人，父辈们都喊他老周，而小字辈都叫他周大爷。自从他强占了半个院子之后，我们小辈的也一律改称他为老周。大人们因老周年龄大又是鳏居，所以发泄了一通不满之后，也就悄然作罢。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倘若搁到现在，老周要么脑袋开瓢，要么当上被告。

 

　　老周自圈起“自家花园”之后，不但没有任何歉意，反而脾气一天天见长。那时我们吃的自来水，都要到几百米之外的公用水龙头去拎或挑，很不方便。每天早晨6点半和每天下午5点，准能听到老周喊我二哥为他去挑水，大概是二哥曾向他讨教过中医的缘故吧，稍微耽搁一点时间，便会招来一顿臭骂。“这个死老头还真把我们当儿子使”，二哥有点生气地发着牢骚。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二哥高中毕业后成了“社会大闲员”，五尺高的汉子整天在家里晃来晃去，自己都感觉很没意思。大哥当兵复员后安排了工作，按照当时的政策，家里只要有一个就业的孩子，其他孩子只能赋闲或下乡插队。所以，倒霉而又很男人的二哥，为了让姐姐能顶替将要退休的父亲，咬着牙踏上了农村那片“知识青年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而我也从鼻涕小子长成了梦想少年（其实刚过十周岁，那个时候成熟得早啊）。

 

　　于是，每天早晨6点半和每天下午5点，我顶替了二哥的“岗位”，成了老周唤来呼去的第二个“儿子”。正值身体“茁壮成长”之时，加之缺乏足够的营养，体力和体格显然不如老周要求的那样强壮，所以免不了遭受他的臭骂。“妈妈的，比我爹还厉害。”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常在心里狠狠地数落着这个破老头子，直到有一天……

 

　　经常听我父亲说起老周，虽然脾气暴躁、蛮不讲理，但是他的孝顺非一般人能比。也就是为了孝顺聋哑老娘，老周把他那个“不下蛋”的泼辣无比的老婆，活生生地打得离家出走，一直杳无音信。所以…父亲说——“他还是个好人，好老头，别跟他计较”……也许是我无声的忍受打动了他，老周把每月领取救济金的手戳和小本全部交给了我。

 

　　那年临近春节，街道上多给老周开了两块钱的救济金。“感谢政府，感谢政府……”老周捧着八块钱不停地絮叨着。突然，他恶狠狠地盯着我——“小子，给你买点什么？”

 

　　其实，替老周领了八块钱之后，我的心里就七上八下的。一本名为《艳阳天》的长篇小说，结结实实地诱惑了我很长时间。我曾试探着向我母亲要钱去买那本书——没门！母亲铁青着脸吓了我个半死，赶紧打消了那个奢侈的念头。

 

　　老周听我战战兢兢地说出我的奢侈念头之后，“潇洒”异常地点出两张壹元大票扔给我：“他娘的，我就喜欢书。小子，买去吧，剩下的钱买柿子饼吃……”这话是真的，现在想来，老周最值钱的东西，可能就是那一摞摞泛黄的古书了。

 

　　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从那以后，我更是乖乖地听从老周的使唤了，不用说守着人当面发牢骚，就是心里偶尔产生一点对老周的不满，都觉得是一种罪过。

 

　　不知不觉中，老周强圈花园已经过去了七、八年的工夫。这些年里，那个属于老周自己的花园一直显得很神秘，因为除了老周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走进那个园子。倒是有一棵高出院墙的花椒树，让花园之外的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些遐想。然而，那棵花椒树总招徕一些稀奇古怪的飞虫，金壳郎、屎壳郎、马蜂、绿豆蝇之类，特别是夏天，花椒树更是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异味。所以，人们所产生的遐想基本上是一些难以再想的场景。于是，因着那棵花椒树和古怪异常的老周，没有人愿意去光顾那个“神秘”的园子。

 

　　老周却把那棵花椒树视作珍宝，精心呵护。平时懒得走路干活，却经常地为花椒树修剪枝叶、施肥松土。就为一个皮孩子折了一块花椒枝，老周竟然狂追几百米，把那个长着一头卷毛的愣小子，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顿。

 

　　我从小就喜欢运动，跑、跳，十岁那年竟然迷上了本不属于那个年龄的项目——三级跳远。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那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运动，因为一不留神，就会为不规范的动作付出代价，而那个代价就是——崴脚。第一次崴脚，钻心的疼，汗珠子直冒。母亲吓得乱了方寸，不知如何解决。老周知道此事后，二话没说，踩着一把歪歪扭扭的凳子，使劲折断了两大块花椒树枝，扔进滚烫的开水里，戴上橡胶手套用力搅拌了五分钟。之后，把我崴伤的脚放进花椒水里，轻轻地揉着，揉着……一个小时后，痛感消失。两个小时后，肿胀消失。事后，老周攥着一本黄得不能再黄的古书，得意洋洋地对我母亲说：“孩她娘，这就是书里的法道……”

 

　　老周的生命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天结束的。那天临近傍晚，母亲突然对我说：“怎么没听老周喊你拎水？”可不是吗，因为屋外飘着鹅毛大雪，我没有去拎水的想法，自然把老周的水缸忘在了脑后。

 

　　在母亲催促之下，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老周的门口。屋里没有任何声息，平静如水。我轻轻推开屋门——老周蜷缩着静卧在砖头垫起的铺上，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哎，哎。”我用平日里的代号呼唤着老周，仍然悄无声息。我走上前推了他一把，老周像木偶一般滚到一边——天哪，黝黑的枕头上，一滩鲜血已经冰结，老周双眼紧闭，原本漆黑的脸灰暗无光。我壮着胆子试了试他的鼻孔——毫无疑问，他已作古。

 

　　“周大爷……”我终于把憋在心里已久的称谓，尽情的哭喊出来……出殡的那天，我被几个捂着口罩、戴着手套的殡葬工彻底激怒了——十几岁的小屁孩，狠狠地推开一个强壮的殡葬工，赤裸着双手，用力地抬着周大爷的尸体，缓缓地穿过门前那条窄巷，径直走向停在马路上的灵车……

 

　　那棵花椒树从此之后“萎靡不振”，第二年就变成了一棵无花可开、无果可结的枯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