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老师

　　质疑解惑，全凭师者教诲。从小学到大学的十几年读书生涯里，教过我的老师不算少，但在我的成长中，留下最深烙印的还是我的启蒙老师——青岛大沽路小学孙淑欣老师。

 

　　当我背着新书包，蹦蹦跳跳的跨进小学的校门，跨入“社会”的第一个门栏，我很幸运遇到了好老师。孙老师当年很年轻，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高高的个子，白白的皮肤，眼睛很大，一对酒窝。一头浓密的短发，用两支黑色的发卡一别极有特色。孙老师整天笑眯眯的，浑身充满了朝气。

 

　　当年我很胆小，性格内向。很少与同学们接触，课间休息时只是静静的看着同学们玩耍。孙老师对我这样的女孩子特别关照，拉着我的手与同学们一起玩耍。如老鹰捉小鸡、找朋友、丢手绢等游戏，鼓励我与同学们交往。上课时让我大胆发言，锻炼我的勇气。

 

　　孙老师教我们语文、数学。她讲课生动感人，像讲故事一样我们都愿意听。她教我们认字数数，教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孙老师脾气很急，有淘气的同学不好好听课，她会用粉笔头砸过去。孙老师对我们向大姐姐一样特别关爱。记得有一位女同学上课时突然昏倒在地，孙老师马上停课，背上这位女生冲上医院。后来得知，那位同学了重病，多亏及时赶到医院抢救。

 

　　为了解决家长的课外之忧，孙老师动员自己的母亲空出房间和院子，在自己的家里办起了课外辅导班。课外时间，几乎每天我们都要抱着小板凳，幸冲冲的跑到曲阜路孙老师的家里。在课外辅导班里除了文化辅导外，孙老师还教我们唱歌、跳舞，给我们读书、讲故事、领着我们做游戏、猜谜语等。孙老师喜欢吹口琴，我们常常围着她听各种流行歌曲，美妙的音乐使我们充满了幻想。当年我们同学非常喜欢去课外辅导班，家长也满意，当然从不收一分钱。

 

　　孙老师是少先队辅导员经常带我们出外活动，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那时候青岛市区内有好多山头，我们常常去爬山。在山上搞红领巾抓特务、争夺小红旗等活动。有时候我们也到麦田里，去认识庄稼。当年的湛山、浮山所一带是一片庄稼地。六月里麦浪滚滚金黄一片，孙老师吹着口琴，我们欢快的在地头上跑来跑去，真是美极了痛快极了。中午我们会几个人一堆，三三两两的，围坐在一起吃各自带的饭。家境好的同学一般都吃面包馒头。那时面包5分钱、7分钱一个，是同学们最向往的。家境困难的同学低着头就着咸菜疙瘩吃玉米饼子或地瓜面窝窝头。这时孙老师总是把自己的好饭让给生活困难的同学吃，我们也学着抢吃窝窝头。就在那时我幼小的心灵知道了贫富的区别。

 

　　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是六十年代最红活的一件事。孙老师经常带领我们做好人好事，想不到好事做到了我的家。那时我母亲常年养病，不知怎的孙老师知道了，她带领同学们到我家，又擦玻璃又擦地好一番忙活。激动的母亲直流眼泪，说我遇上了好老师，让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报答师恩。的确从那以后，我知道主动学习了，知道勤奋读书了。学期末，我还被评为全校优秀少先队员。在受奖会上，看见孙老师的脸上充满了欣慰的笑容，我默默立志长大也要做一名好老师。

 

　　孙老师教了我们三年，十年浩劫开始了。学校停课，老师的身影也从讲台上消失了。听说孙老师的家庭出身不好，要全家遣返到农村去。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约了几个同学晚上赶到火车站。在黑压压的“牛鬼蛇神”中，我看到了孙老师的父母，他们的脖子上挂着牌子，什么罪名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忽然，我害怕看见孙老师，我不敢再看下去了。我匆匆的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听罢半晌无语，良久才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文革中学校里有的老师被遣返了，有的老师被批斗了，还有的老师经受不住残酷的打击自杀了，我默默的祈祷愿孙老师平平安安。

 

　　五十多年过去了，幼时的记忆已被时间岁月的风尘密封。但回顾成长的历程，孙老师却清晰的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如当时的一首歌“高楼万丈平地起……”，启蒙老师的教诲是我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