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有一位青岛老乡曾先后担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等要职，他就是1935年生于青岛城阳丹山的陈昌本。
众所周知，1990年播出的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全国观众为了及时观看，一霎时几乎是万人空巷，时至今日大家还念念不忘。当初主要负责这部电视剧拍摄全部工作的，就是时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陈昌本。
我最早是在2002年国庆前夕，在北京沙滩的一个相当精致的四合院，见到当时正在上班的陈昌本。那年67岁的他高大魁梧，典型的山东大汉；神采奕奕腰板挺直，怎么也难以置信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戴着近视眼镜的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温文尔雅，还带着青岛城阳的乡音，并且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实实在在，真乃名副其实的文人，丝毫没有“高官”的架子；尤其是他为我拿出那一摞摞“小本本”，就更加引起了我对他的浓郁兴趣。
2016年，我又再次在北京登门拜访了陈昌本，他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但依旧是思路清晰，热情直率……
苦难童年 不堪回首
陈昌本是作家，又学习并教授过新闻，还做过记者。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时，他为了配合我的采访，早已把我需要的有关材料准备得一应俱全。1935年4月，陈昌本出生在青岛市崂山脚下的丹山（现属青岛市城阳区）。在日寇入侵后，他的家境愈加贫困，由于饥寒交迫，9岁刚上小学三年级时就被迫辍学，每天披星戴月往返5公里，到日本人在青岛市沧口区开的炼钢厂的炼焦厂做童工。
一次，他因过度饥饿和疲惫而昏睡，竟被凶狠的日本监工认为是患了瘟疫，要活埋他。幸亏工友们在生死关头，拼命与日本鬼子争斗把他抢救了回来。这次虎口脱险的遭遇，令他终生难以忘怀！
抗战胜利后，陈昌本又回到丹山小学读书。老师关鸿是位很有文学修养的人，指导着他读了不少鲁迅、冰心等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有次，关老师让大家以《我的一天》为题作文。陈昌本就把自己在日本人的厂里做童工的悲惨经历，写成了一千多字的《童工的一天》，用流畅的文字倾注了自己对日寇的愤恨和对工友们的挚爱。
关老师慧眼独具，立刻将《童工的一天》选为范文，不仅亲自在课堂上朗读，而且还发表在墙报上。这时的陈昌本也由此悟出：这篇作文之所以被认可，原因就是他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于是，他逐渐地认识到："生活是艺术家的根"。这也成了他终生的座右铭。
福兮祸兮 结缘文学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14岁的陈昌本进入青岛一中上学。这期间，他看了一些揭露旧社会黑暗的歌剧，也触动着他学歌剧，一口气写了三幕。正在要继续往下写时，初中毕业的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身上还带着这“半出戏”的草稿。这是1952年，他17岁。
陈昌本参军后，在华北军区（现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做文化教员，这对于喜爱创作的他如鱼得水。他既给战士们教课，又写消息通讯，还给一些报刊写稿。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来也有两三篇通讯故事变成了铅字，这对他以后的创作又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与鞭策。然而，又因“福兮祸所倚”——这几篇稿子的发表竟引来了他一生中的第一场灾难。
那是1955年，他已调到北京军区，因为写稿与《战友》杂志的一位编辑有书信来往，而这位编辑也喜爱文学，也可能是向胡风求教或约稿，结果在“批判胡风反党集团”时，便成了"重点对象"。于是，一株连就又使陈昌本成了“怀疑对象”，也莫名其妙地挨了一个多月的“批判”，尽管后来是不了了之，从此他可算尝到“政治运动”的“怀疑有因，查无实据”的厉害了！这一来，倒是“祸兮福所倚”，两年后，1957年的“大鸣大放”到“反右”，他就有了“前车之鉴”了。白己没有什么“言论”，只是把当时的所见所闻记在了小本本里。
1956年，他从部队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开始真正地与写作结缘了。1960年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在新闻系任教，同时又兼任新华社记者。就在这短短的几年里，他深入到各地农村采访调查，发表了一百多篇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作品。他给学生讲授《新闻采访与写作》，就把自己的采访实践现身说法，从而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并成为了教学改革的典型。
“文革”一开始，陈昌本一夜之间就被贴了60张纸的大字报，罪名是“白专道路”。不久，学校打开了“派仗”，他一咬牙剃了个光头，就到北京郊区农村当农民参加劳动。说是下乡锻炼改造，实际上是想躲乱避难。由于在这一年里，他始终与农民亲密接触，不觉竟在小本本上记下了80多位农民的家史，共计30多万字。
身先士卒 拍摄《渴望》
陈昌本于1970年奉调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他依然是坚持经常下乡“蹲点”，继续与农民交朋友，搜集了大量写作素材，也正式开始了他的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文革”结束，他还是一如既往到京郊农村深入生活，陆续创作出不少小说，一共有30多万字。
他的小说《“花脚王”开棺》获得了《当代》文学奖，入选了《建国以来北京优秀小说选》。对此，他深有感触：“改革开放的头五年，是我创作丰收的五年。”于是，他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会员。他坦言：“我参加过不少协会，也担任过诸多协会的主任、主席之类职务，但我最珍惜的是中国作协会员中这个称号。因为这是我童工出身穷孩子的梦想。是领导、读者、群众给我的最高荣誉！”
正当他的小说创作欲罢不能之时，1984年被调到北京电视台担任台长，不久又升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他的小说创作也只能暂停了。阵昌本是个实干家，他一面进行电视节目创作播出实践，一面研究电视艺术的独特规律，利用三年的业余时间，从电视艺术的特征，到电视新闻、电视专题乃至电视剧的创作规律，逐一进行研究，与他爱人邓勤一起撰写了约30篇系列性论文，编成了20多万字的《电视艺术诱人之谜》一书。
他历来是边学边干，实践中出真知。当时，北京电视台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先后拍摄了《四世同堂》《凯旋在子夜》《便衣警察》《钟鼓楼》《狂潮》《刘少奇三部曲》《李大钊》《犟种》《好男好女》等一系列电视剧，陈昌本不仅亲自参加选题研究和修改润色剧本，而且在每部电视剧播放后还都与创作人员一起，共同总结出成败得失，深化对电视连续剧创作规律的认识。
陈昌本和他的同事们，把自己拍摄的电视剧与当时译制引进的《女奴》《诽谤》等进行比较研究后认识到：采用多机拍摄、同期录音、现场切换的形式，来拍摄室内电视连续剧，肯定会受到观众的欢迎。
他亲自披挂上阵，与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几员大将四处寻觅，终于在西山脚下找到一个部队的两个旧篮球训练馆。他一咬牙一跺脚，把北京电视台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家底全押了上去，投进200万元，将这两个篮球馆改建成简陋的室内电视连续剧拍摄大棚。这就是1987年准备拍摄我国第一部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的序曲。
为了拍好《渴望》，陈昌本与同事们商定，找了一些年轻人来策划剧本，他本人也亲自"下海"参加策划。故事是根据一则收养弃儿的新闻报道改编的。于是，他们五个策划人就开始结构基本故事、基本人物、主要情节。大家出主意，拉大纲，以后由具体执笔者写本子。
陈昌本告诉我：“《渴望》的故事情节，我们几个人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住进宾馆编戏时，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了一套故事情节和结构设想。五个人一起编故事的时候，实际上是把几个人的思想，几个人编的故事、设计的人物命运、组织的情节集中在一起。也就是，调动五个人的生活积累，为丰富这部电视剧的故事、人物命运和情节结构服务。
没有五个人丰厚的生活积累，是编不出《渴望》那样的具有时代特点的情节故事和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来的！《渴望》的成功，依赖的是策划人、编剧、改编者、导演乃至演员的生活厚度和艺术功力，绝不是策划者们灵机一动，胡编滥造的产物。”
勤奋的耕作，终于结出硕果。长达50集的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仅仅只用了8个月就顺利完成。当时，在中央电视台陆续播出后，立即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在谈到他个人的作用时，他谦虚地说：“我就是重视把关，因为我是直接参与者，就像十月怀胎，自然就格外地珍惜！”这是1990年的4月。屈指一算，他做了6年的电视工作。无独有偶的是，后来又是一个6年。
笔耕不辍 硕果累累
就在陈昌本即将履新上任之前的一个月的比较空闲的时间，又拾起了阔别将近6年的小说，一口气写出了纪实小说《花海》。对此，他坦诚地说：“我感觉文化工作，不能离开文艺创作，当空头'官'儿啊！”
他当上了文化部副部长后，主要工作是抓艺术和艺术教育，并开始努力钻研戏剧艺术，研究戏剧剧本，观摩戏剧演出，探索戏剧创作规律和艺术教育的特点。他是力求干一行专一行，必须扎扎实实地把它做得尽善尽美。他在参加了戏曲导演艺术研讨会后，就写了《时代呼唤戏曲导演和导演学》；参加歌剧汇演，在专心研究每一部参演的歌剧后，写成了《歌剧创作一些问题的思考》；参加徽班进京200周年活动，他就努力研究京剧史及其艺术特色，写了《关于京剧艺术的继承与创新》；参加美术创作研讨会，就写了《关于美术教学和美术创作的思考》……
他还要经常在一些文化艺术研讨或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参与一场活动，学习一门新的艺术知识，总是再用文字来总结出自己的心得体会。就这样，他这个文化部副部长总共写出了十几万字的文艺研究文章。他对我说：“我们的民族艺术和艺术教育，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宝库。要熟悉以致跨进，确实是十分艰难的。但是，我就是要不遗余力地去学习、去攀登！”
这期间，陈昌本曾以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访过40多个国家，其中大部分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仅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黑非洲”，他就去过四次，足迹遍及20多个国家。因此，熟悉他的同事或朋友就戏称他是“非洲迷”。事实上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实干家，每次出访都决不当“空头”团长。行前，总要进行“预热”，从各种资料上了解所访国家的有关情况，充分做到心中有数；到达后，不顾白天的劳累繁忙，总是连夜在小本本上尽量详细的记录。
他有次率团出访安哥拉，而该国正燃烧着“内战战火”。有天晚上出现了停电，他为了坚持整理当天的笔记，只好点上蜡烛。由于他过于全神贯注，当饭店服务员来换新蜡烛时，突然闻到了一种烧焦的异味而发出惊叫，原来是他的一绺头发被火烤焦了。
1996年，陈昌本在担任了6个春秋的文化部副部长后，又被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和主席团委员。这年他61岁。酷爱文学的他，这次更是如鱼得水。他非常谦逊地给我说："我既然来到中国作协工作，就得赶紧抓紧写作，况且我自己就是作家，决不能当'外行'!这时，他一下子拿出了三部厚厚的《陈昌本自选集》送给了我。我捧来一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这三部书，其中的《70个日日夜夜》有60万字、《水患中国》46万字、《42国远旅》39万字。
我一算，仅这三大本就足足有145万字之多。接着，又送给我他的散文游记集《遥远神秘的地方》和《陈昌本文艺创作论集》。这时我再来了个总计——好家伙，这已经是208万字了！我确实有些难以置信：像他这样长期担任如此重要领导工作的人，怎么能够有时间、有精力笔耕出这么丰硕的文学作品？
善解人意的陈昌本耐心做了解答：长篇纪实文学《70个日日夜夜》是根据他当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时，“鸣放反右”中所写笔记整理而创作的。写的是1957年4月底到7月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事件。而他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是为害多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发源地，并且由此而生以致蔓延全国。同时，还是当时影响极大的“林希翎辩论会”发生地。还有一些因“反右”蒙冤的同学的悲催遭遇和命运，都如实地用文字反映了出来。
他认为：此书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实性和史实价值，书中连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和每一次批判会的发言，都是完全准确真实的。他飞真诚地说：“我在书中写的虽然是1957年大学校园的一角，但是可以觅见这场‘反右’惊涛骇浪的来龙去脉。我写这本书，原本就是想写出这段严重影响新中国发展历史的真实面貌。不料，此书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一版印了一万册，很快又续发了第二版。可见读者对这部具有写实特色的作品是十分关注的。”
在谈到他与徐剑同志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水患中国》时，他告诉我：“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水灾。当时，我们中国作协组织作家奔赴长江一线采访军民抗洪救灾的情况，我是作为这个采访团的团长。半个月来，我们采访了解了参加指挥抗洪的十位解放军将军和许多抗洪干群，回来后又认真研究了中国千年旱涝灾患的史实，研究治水与治国、灾患与环保等历史经验和教训，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写出来的作品。”它首先在《解放军文艺》1998年12期以《当惊世界殊》为题选登，很快就被《新华文摘》转载，并获得了解放军抗洪文学奖和《解放军文艺》奖。
当我回来认真阅读后，也深切感到：《水患中国》这本书的内容和观点，都有独到之处。它难能可贵地以真实、全面、深刻的特点，全方位而深层次地展现了1998年军民奋战水患的场景，同时还颇具说服力地揭示三千年来中国旱涝灾害的规律，起到了“以史为鉴”的重要作用。《水患中国》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后，一举荣获了“中国图书奖”——这个图书大奖。
凭“小本本” 创作源泉
在谈到《42国远旅》时，他说：“这是我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6年中，为与友好国家签订文化协定的收获。当时在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文化官员、专家学者、普通群众交谈和参观访问中，够忙活记下了数十万字的笔记。后到中国作协担任党组副书记，感到自己应该把曾经丢掉的文学创作再拾起来，就把那时的一个个小本本找出来，开始写这些游记散文。
5年写成了60余篇，有40多万字。先是在一些刊物上陆续发表，很快就汇编成《42国远旅》一书。”我在通读之后，深感他的这些游记散文完全是遵照“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的创作原则，内容真实、新奇，具有历史的文化厚度，全都是他出访的耳闻目睹和亲自感受。
（作者与陈昌本合影）
我深信，大家在读本文时已敏锐感到：文章题目有“小本本”，而文中又多次提及“小本本”。是的，陈昌本在结束采访时就专门请我转告读者：“我不是天才，也没有特别值得人们学习之处。我的优点只有一条，就是勤奋。我总是小本本在身，走到那里就记到那里。对我而言，是‘永远的小本本’，我是小本本永不离手！”这时，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大摞小本本，全都是那种极其普通的小日记本。
他一般是一年用10本左右。他一次出访某国，因不慎过行李，而其中就有他心爱的小本本。为此，他的小本本永是随身带。最后，陈昌本抚摸着这些小本本深情地说：“生活是流水，这些小本本就如同拦水坝。假如不及时拦住，水流去了就不再回头。这就是我钟爱小本本的缘由啊！”
这次采访后，在我后来几次出差北京，我们还多次见面，他还热情介绍一些文化名人与我结识。其实，对我启示最大的，就是我更加重视小本本了……
（作者：吕铭康，作家、文艺评论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省电影家协会会员，青岛市相声艺术研究会总顾问。著有《青岛与京剧》《青岛与曲艺》《青岛京剧艺术》《缘分》《求乐》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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