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旧时光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文革”已过，改革开放不久，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经济浪潮开始暗暗涌动，那时，社会风气还比较清新，当时我在一个国营企业是“以工代干”的团委书记，学雷锋、树新风是青年工作的一项主旋律，厂里以车间为单位，组织成立了学雷锋小组、组织青年突击队，利用业余时间为职工理发、洗衣服，开展义务劳动。

 

（中山路上的宣传牌）

 

　　自七十年代末开始，一些文学刊物陆续复刊，青年中渐渐兴起了学文化的热潮，各区的职工业余学校相继开课，初中班、高中班、大专班……如雨后春笋，遍布于一些中小学中，许多青年下班后，从工厂、机关涌入学校，如饥似渴地学习，吸取着久违的文化知识，找回过往的失落，寻求消失已久的希望。

 

　　当时，夜校办的最为红火的概属台东区业校，仅大专班就办了十几个，有中文、医学、建筑、机械等专业，我学的是中文，每周四个晚上，学制四年。尽管最终国家也没承认大专学历，但那毕竟是向社会打开了一扇学习大专课程的窗口，开阔了知识面，为以后参加学历教育考试打下了一定基础，在台东业大的学员中，后来大都考入正规的大专院校，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专业人才，许多人还走上了领导岗位。

 

　　八十年代初，是经济工作转型期，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也日渐开放，内容逐渐增多，封存已久的书籍开始重新印刷出版，书店里出现了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以及“文革”前的一些文学作品，世界名著也陆续上市，喜欢读书的人如久旱甘露，名著供不应求，人们在书店争相抢购。

 

　　文艺青年热衷文学，文坛也异常活跃起来。那些年“伤痕文学”曾一度占据文坛的主导地位，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为代表，反映了“文革”期间的知青生活，刘心武的《班主任》、张贤亮的《灵与肉》、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等，这些作品大都表现了“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和物质上的伤害，以及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反思。伤痕文学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革”后新时期文学的开始。

 

　　随着对外开放，一些青年开始追求时髦，男青年学着杂志上的图片留起了时尚的发型、穿鸡腿裤、喇叭裤，女青年穿直筒裤，兴起了烫头，那时，文化生活还相对单调，青工们最广泛的业余爱好是旅游，照相，集邮，诗歌、音乐更倍受青睐。

 

　　录音机开始在我国兴起。马路上常见留着长发、穿着喇叭裤、拎着录音机的“新青年”，他们是当时的时尚先锋，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追星族”。录音机有一个喇叭（人称“半头砖”）、两个喇叭，豪华型的是四个喇叭，大都是从广东那儿贩运过来的，新青年提着四个喇叭的录音机逛街，因体积较大，有的还扛在肩上，播放着以前被称为靡靡之音的港台歌曲，如邓丽君的“甜蜜蜜”张帝的“毛毛雨”等，别有一番景象。

 

　　街头上还常看到三、五成群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弹着吉它、唱着流行歌曲，似乎是在表现一种自由快乐的情绪。

 

　　也有一些善于思考不满足于现状的青年，在童年时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少年目睹了“文革”的风云变幻，面对开放后物质的生活追求，囊中羞涩，似乎无所适从，对信仰的反思，现实的无奈，对前途也感到迷茫。

 

　　1980年5月，复刊不到两年，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就反映了这种心理，由此，在青年中引发出了一场全国范围的人生观大讨论。

 

　　作者在信中说：“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业。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历尽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然而，似乎没有人能理解我。我自己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惟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

 

　　“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可我却不是这样，好像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嘛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这封信现在看来似乎很平常，但在当时背景下，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路应该怎么走？来信发表后，人们揭笔而起，满腔热情地投身到了这场充满青春活力以及人生哲理的大讨论。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编辑部就收到六万多份稿件。投稿的来自全国各地，有工、农、商、学、兵和党、政、工、青、妇各个行业部门的青年、团员和青年工作者以及成、老年人，还有港澳同胞和大洋彼岸的青年。不少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一封青年来信引起如此广泛、强烈的回响，这生动地表明，它反映当时人们的一些心声。当然这封信的作者并非是一个人，而是由两个人的原型取名命名，根据两个人的来信，编辑部又召开了许多座谈会，针对青年中的共性问题，形成了这样一封来信，在全国的青年中展开讨论。大讨论的积极意义得到了中宣部的肯定。

 

　　经历了10年蹉跎岁月的青年工人，被称为80年代的新一辈。新一辈除了一些人“文革”前受到过学校的正规教育与良好的社会风气熏陶外，大部分时间却被荒废了，10年间文学书籍被封存，学校的文化课学习也是断断续续，青工们普遍存在着文化知识短缺问题，初中毕业的仅能达到高小水平，高中毕业的连初中水平也达不到。面对日益飞速的发展，青年们大都深刻体会到了知识的重要，在跟上时代的步伐上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青工当中有许多人曾是下乡知青，农村的插队生活，使他们明白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别，更知道自己回城后这个工作的来之不易，因此工作学习也格外努力。

 

　　1982年国家在全国青工中开展了一场青工文化补课活动，各地都成立了职工教育办公室，市属各单位成立教育处，中型以上企业都成立了教育科，当时上面规定，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用于职工教育，经费有了一定保障。补课主要是初中语文和数学，两本减缩版教材，青工半脱产上课。企业为了保证生产，脱产人数一般在30-40人，15-30天一期。许多企业还出台了奖惩措施，对首期合格的给以奖励，不合格的扣发奖金。市直部门教育处、市职教办统一组织考试，尽管时间短，但合格率却都很高，至1985年基本轮训完毕。

 

　　八十年代初，人们的生活还不宽裕，学徒工每月工资21元，二级工或壮工34.5元，记得我们厂有位八级工，工资84元，青工们都羡慕不已，有的说这一辈子能熬到八级工也就心满意足了。生活不宽裕，市场上物资供应也不足，商场里许多商品、副食品等还凭票供应。那时商店、食品店的售货员、医院大夫、汽车司机是最热门的职业，甚至在煤店工作也很有面子，家家户户还都生炉子，买散煤也要凭票供应，进来好烧的煤，还常常排队挨号，借辆大车或小推车拉回家，住楼房的用编织袋往楼上背或者扛。后来出现了直接放在炉子里的蜂窝型煤，煤店里可收费往家里送，再后来出现了罐装的煤气，九十年代末逐渐有了供暖和煤制气。

 

　　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也是艰苦的一代，结婚时许多人自己打造家具，如沙发、桌椅等，那时大衣橱写字台之类的要凭票购买，青岛第一木器厂大衣橱最受欢迎，但供不应求，有人就买第五木器厂的，由此青年自做家具也就流行起来，很多人都会做木工活，但木材短缺，有人笑称“木匠比木头还多”。

 

　　棉布也供应，有一阵子流行起了假领子，假领子可谓是一种原创产品，据说是上海人发明的，因为这个城市讲究“面子”，那时衬衣紧张，年轻人不穿衬衫，觉得不太对劲，特别是到了天冷的时候，只穿毛线衣，里面没有领子，就会变成难看的“和尚领”。因而配上一个假领子。假领子其实是真领子，但它不是一件真正的内衣服装，只是一件领子，是用零头布做成，不收布票，也便宜，像衬衫一样尺码齐全，很受青睐，由此流行起来，有些人会备上好几条轮换着穿。

 

　　那时结婚送礼也简单，很少有送钱的，同事间送脸盆、暖瓶、镜子或是台灯、闹钟之类的。结婚时在院子里或是街上支起大棚，请厨师炒菜做饭，业余厨师很受青睐。后来人们开始到饭店办婚宴，也有的从饭店订菜在家请客。迎接新娘大都是骑自行车，有辆北京吉普车接送算是有面子的。

 

　　八十年代出现的万元户，搅动了许多人的心，万元户大都是个体经商者，人称“商贩”。那时，岛城最知名的是即墨路小商品市场，以服装为主，时装进货渠道主要是上海。人们乘坐青岛至上海的轮船，船票8元，扛着大包提着小包，往返于青岛---上海之间。企业里吃大锅饭的职工也有不安心的，有的利用星期天，一大早到莱州路蔬菜批发市场进菜，然后到自由市场上去卖，当然，那是不敢公开去买卖的。

 

　　青岛人的观念不如南方人超前，据说当时在即墨路批发市场，发现了两个广州的公安卖药材，市场管理人员把人家当冒牌货带到了派出所，与对方广州公安联系，人家说不错，俩人是到青岛出公差，派出所说他俩搞投机倒把卖药材，人家听了很惊讶说，什么投机倒把，在我们这儿很正常，请你们马上放人！派出所的人听了面面相觑，TM的也太解放了！难怪广州等地先富起来了，大概人家会赚钱，要政策，知道“遇见红灯绕道走”。

 

　　那时，做买卖还不算复杂，只要消息灵通，有好货源基本都能赚钱。83年我旅行结婚到上海，在一小商店里1.1元买了一个烟卷式的打火机，中午在饭店里吃饭遇到两个年轻的青岛老乡，他们是到上海来进小商品的，也没有目标，见我用的打火机，好奇的问在哪儿买的，多少钱？我半开玩笑说批发的，1.5元一个，多了还可以便宜，俩人嘀咕了几句，对我说打算买一百只，说回青岛卖两元没问题。青岛人就这么实在，我笑了，然后告诉了他们实际价格和商店的地址，俩人感谢不已，饭还没吃完就赶着进货去了。

 

　　八十年代，街上最流行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送孩子上托儿所、幼儿园也是用自行车，车梁上加个小座位，孩子坐在上面，风雨无阻。每当下班时间，骑自行车的人如潮涌，遵守信号灯的习惯还没养成，只要有一个人闯红灯，其他人都跟着蜂拥而过，法不责众呀，当然，那时汽车不多，交警也大都在小岗亭里执勤。

 

　　八十年代初还是一个比较纯情的年代，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不高，但人们相处比较真诚，对未来充满憧憬和追求。那天老友聚会，朋友唱了一首八十年代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感慨万千，沉思良久，“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歌声仿佛又把我带入了那个特殊的年代。三十多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哦，八十年代的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