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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四机厂长栾宝德从日本人手中抢回六朝石佛

作者:郝守杰   来源:青岛故事   时间:2019-01-23
  过了益都(青州)道路变窄,曲里拐弯,前边就到淄博地,烟窗林立处是辛店(齐鲁石化),西去是淄川区,过了张店区,周村区,就是济南地的章丘。北去是临淄区,年轻时开货车跑长途,去济南,那时没高速,走下路,路线图象刻在脑子里,淄博地区窑厂多,出瓷器。年轻时总觉着这一带古香古色的,肯定故事多。
 
  淄河东东岸,龙池村北有座龙泉寺遗址,是临淄著名古寺院之一,昔日殿宇轩昂,石佛屹立,碑碣憧憧。“秋入龙池月皎皎”这句有名的临淄八景诗就是描写这里。


 
  山东青州府,临淄一小县;离城八里地,有个于大汉,提着文明棍,常常把四乡串,龙池办学校,他当大总办;上庙十亩地卖了一大半;庄后四尊佛,站着真好看;大汉眯眼笑,心中暗盘算,快去找铃木,问值多少钱,大洋三千整,卖契把名签;不知国廉耻,宁肯当汉奸;决心早下定,想往日本贩;鬼子忙铺路,直通淄河滩;惊动四乡人,男女都来看;佛爷不愿走,棕绳都扯断;木扛滚子木,运到淄河站;遭到众人反,佛像始得安。龙池村有个晚清秀才叫于桂林,时任龙池小学校长。他与村长周鸿儒等人勾结日本人,策动了盗卖龙泉寺石佛像事件。决败后,在群众里流传开了以上的民谣。
 
  最早刊登石佛被盗的是1928年7月24日的《申报》,当时正值济南惨案之后,日军占领了胶济铁路全线,日本商人曾两次预谋将佛像盗去日本。(注:济南惨案也叫“五三”惨案,1928年5月3日,日军攻占济南,国军被迫绕道北伐,中国军民一万七千人被屠杀,两千余人受伤。)《申报》载:临淄县龙池地方,有石佛两个(实为四尊)成化碑一座,碎碑一方,曾有中国败类,拟将佛碑以三千元之代价售于日本人,为当地人士闻之,出面干涉,故未成交。此次日本占据济南及胶济沿线以运青岛,龙池适在日本所谓(沿线)二十里以内,某人垂涎龙池之古佛,碑已久,乃于本月15日率人将佛像一并劫去,运至淄河车站,预备运往日本。


 
  据当地老者讲,石佛像与碑刻被运上淄河车站后,因当地群众强烈反对,日本人被迫停运。只偷走了两尊石菩萨头像。
 
  现陈列在青岛市文博中心,大厅内的四佛两碑并排摆着:两大佛居中,面带笑容,文静典雅,衣角翻飞,飘然欲动。其造型基本相同,各重30吨,高近一仗八尺,故俗称“丈八佛”,造像身躯前倾,头饰螺髻,大耳下垂过于常人,高鼻深目,双目细长弯如新月,两眉之间有白毫相(即小圆白点)。细长颈,脸庞丰润,目光下视,含有笑容,给人以和蔼慈祥之感,右手前伸,左手下垂,手心向外,施无畏与原印。内著僧只支,胸前束僧只支带作结下垂,外着中国民族形式的方领下垂褒衣博带式大衣,下部着密褶裙,双足站立于刻有复瓣莲花的方石座上,莲花座下置四方3形的须弥座、底座中内刻有一裸身侏儒,两手扶地,袒胸鼓腹,头顶花盆。两侧又各刻一罗汉守护,并有手弹琵琶的使乐侍从浮雕,既生动又逼真。
 
  在两尊大石佛造像的两侧:置两尊小菩萨造像,其造型服饰也都一样,只是手的姿势呈对称状,各高三米,各重20吨,均双足站立于刻有肥大单瓣莲花的方石座上。头像都用水泥后配,胸前都带有项圈,腹前有僧只支带,带正中结蝴蝶结再下垂,下部着长裙,披帛巾由两肩下垂不交叉,然后上卷至肘部再向外飘。左侧一尊右手前伸而微微扬起,左手轻松下垂而持一桃形环状物(可能是净瓶);右侧一尊则是左手前伸微微扬起,右手轻松下垂也持一桃形物。两尊都是阿弥陀佛的挟持菩萨,一是“大势至”,一是“观世音”。这四尊石造像造型优美,雕刻技法纯熟,花纹细微柔和,神态栩栩如生,都表达出一种平静、高雅、飘逸和慈祥的心态。东面竖有一块半圆形离纹造像碑首,残高160厘米,顶上雕有四条矫健的蟠螭日,造型极为生动。


 
  碑额阳刻两行篆书:“双丈八碑,苏公之颂”。书法道劲,颇具功夫。每字长宽各12厘米。碑背,凿一尖供盒,盒内雕一佛工菩萨像,像背有尖楣形佛光,周围满饰火蹈纹。盒左旁有阴刻楷书:“像主苏万基妻张供养”,由此得知,造像主人为“苏发”,也就是苏万基。由于碑文早已失存,对苏万基已无从查考,只能推测是苏万基为其妻,避祸求福,而雕造这两尊“丈八佛”石造像了。据碑文推断,是碑宽210厘米,厚40厘米。西面竖有一半圆首长方形“龙泉寺记”的石碑,宽80厘米。厚28厘米,高达220厘米,可惜碑文已不可辨认,估计碑可能是一座龙泉寺重修碑记。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以来,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几百年间,全国各地大兴佛寺,雕塑佛像也一时成风。名扬中外的敦煌,云岗、龙门三大石窟,就是南北朝,隋、唐时代的产物。这四尊石造佛像虽无铭文,更无纪年,但以其造型、服饰、莲座以及雕塑技法等方面考证,专家们的意见,似为北朝产物。
 
  “丈八佛”的形象,清瘦简朴,褒衣博带式的大衣。较密的直平阶梯式的衣裙、叠纹、复瓣莲花亦较瘦长,这些艺术造型特征,都是北魏孝文帝施行汉化政策后,反映到上层建筑的风格。约为北魏景明,正始以后,北齐北周以前,属于南北朝石窟造像第二期的形象。至于两尊菩萨石造像的衣褶疏稀,刻工较浅,胸前饰项圈,裙带宽大如绅,带的正中作有蝴蝶结下垂,单瓣莲花肥大,这些艺术造型特征,其年代应属南北朝石窟造像第三期(北齐北周至隋代)的形象,这仅为分析推测而论,至于这四尊佛像,是同时出现,还是分期出现,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无论如何,都是距今已过千余年以上的历史了,这是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的宗教和石雕艺术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这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的生动体现。
 
  这么珍贵的四佛两碑就是四方机厂厂长栾宝德从日本人手中抢回来的。栾宝德(1891—1977),字益修,出生于山东栖霞小栾家村的农户人家,幼年在家乡教会学校读书,1905年入青岛礼贤书院读书,毕业后又考进青岛德华特别高等学堂,攻理工专业,毕业后任该校助教。1914年赴德留学,修土木建筑专业。毕业回国后,任济南铁路局机车车辆厂(时称大厂)厂长,1925年奉交通部令任津浦区,济南管理局青岛办事处主任,及四方机厂厂长。同时还担任礼贤、文德、崇德三校董事长。
 
  青岛解放后,经中央政务院任命为青岛市人民政府委员,历任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副主席、委员。市政协成立后,曾任市政协委员。1977年1月17日病逝,享年86岁。


 
  1933—1934年间,时任青岛四方机车厂厂长的栾宝德,得知四佛两碑后,便派人用机车把遣置在淄河车站台上的石佛和碑碣运到了青岛,置于四方公园内。
 
  责任承运的工头是四方机厂的领工孙义堂,孙回忆:我们到了淄河店车站,起重设备不足,生拉硬吊,把石佛吊到平板加重车上,四周用道木挤着,衬着、捆着过铁桥时,车行很慢,一站一站拉到四方,缺了两个佛头,是四方机厂工人用水泥配上的,还有掉了的手也配上了,裂了缝的莲花座都打上了铁把锔。据工程师计算,大佛各重30吨,小佛每尊也有20吨。(青岛市博物馆副研究员王集钦的回忆《北魏石佛三次迁移纪略》。
 
  “文革”石佛碣碑险遭红卫兵破坏,1966年7月初的一天,青岛博物馆工作人员郑贝满刚上班接到馆长通知,说接到四方机厂的紧急电话,红卫兵要于当天上午9点进场砸大佛,馆长派她和文化局的楚景明(后任博物馆馆长)一起赶赴现场保护石佛。当时距9点只剩不到一个小时,急中生智,与该厂党委联系,应急方案,写标语以最快时间把革命标语贴满了石佛像,红卫兵不敢对“大字报”下手打砸,石佛像得以保护。
 
  1977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将石佛像公布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1979年7月,初移置于青岛市博物馆大学路原址院中,后迁至青岛市文博中心大厅。
 
  六朝石佛落户青岛,栾宝德功不可没,[南京早在我国唐、宋以前就称“六朝古都”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均定都建康(今南京)。故南京史称“六朝古都”。
 
  作者:郝守杰青岛市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