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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聊城市(地区)文化产业的变迁和发展

作者:王艳   来源:文化产业导刊   时间:2021-04-29
    《文化产业导刊》2020第4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聊城市(地区)文化产业的变迁和发展》
       
       作者 :王艳 中共聊城市委党校 文史教研室

  摘 要: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聊城市(地区)的文化产业历经了预热期、初创期、快速发展期等阶段。通过对这一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分析,深入了解和把握我市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进一步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为了更好地促进聊城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后应当着力做好以下工作: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布局;高度重视引进培养专业人才;多方共促文化科技融合发展。
 
  关键词:聊城;文化产业;发展变迁;路径选择

  新中国成立70 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问题,不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不仅使得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而且文化建设也取得可喜成绩。这里需要说明和界定的是,文化建设包括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这一历史时期,“文化产业”的范畴还未明确,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融为一体的。严格来说,文化产业的真正快速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可以看作是我国文化产业的自发萌芽阶段。可以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我市紧跟国家政策走向制定发展战略,同时积极借鉴省内外先进经验做法,在文化产业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根据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阶段性特征,按照时间维度和发展进程,回顾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变迁的历程,将有利于总结我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解决好当前存在的问题,把我市文化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一、新中国成立后聊城市(地区)文化产业的变迁
 
  根据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阶段性特征,可以将我市(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聊城市(地区)文化产业的变迁和发展
 
  ( 一)1949-1978,聊城地区的文化事业既有较大发展 , 也经历了严峻曲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发展事业,立刻着手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人民文化、人民教育和人民文艺的各项工作,使得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建国初期,聊城的文化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广泛建立公共图书馆(室),在各县、乡镇建造剧场影院。当时组建的专业及业余剧团多达 490 个 ,“1955 年专业剧团改制为经济自负盈亏,国家财政给予补助的集体事业文化单位,专业剧团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大演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戏剧舞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1] 由于受到历史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时还没有发展文化产业的社会土壤。其后,随着“文化大革命” 的爆发,聊城文化事业在极“ 左” 路线影响下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摧残。文化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不仅如此,剧团的服装、道具、古籍图书等被作为“四旧”遭到砸烂毁坏;在聊城广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传统剧目遭到禁演。可以说,这一时期聊城的文化产业总体上是处于艰难生长的萌芽状态。
 
  (二)1978—1997,聊城的文化产业发展处于预热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文化领域突破原有认识,在强调文化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确认了文化的商品经济属性,并在政治和法律层面肯定“文化经济”和“文化市场”的地位,这为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2] 这一时期,我国政界、学界和企业界开始对文化产业展开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是文化可不可以产业化、文化能不能够产业化、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是否构成生产力等问题。通过讨论,人们逐步形成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共识。聊城地区的专业剧团也在这一时期获得较大发展。尤其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聊城剧团编排了诸如《冰山雪莲花》《孔繁森》等现代剧目”,[3]并且各剧团到北京、天津、大连、徐州等城市巡回演出,多次参加山东省汇演、调演及各种大奖赛。不少专业剧团,诸如聊城市豫剧团、临清市京剧团等在省内外都有较大影响。此外,聊城杂技团到 80 年代初期达到全盛时期,演职人员达到 100 多人 , 常年巡回演出于城市公园、农村集会,极大地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三)1998-2011,聊城的文化产业发展处于初创期
 
  1997年8月29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收到国务院国函 [1997]82 号文批复,同意撤销聊城地区和县级聊城市,设立地级聊城市。伴随着我市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聊城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这一时期,国家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 一大批文化类企业开始涌现,文化产业逐步发展起来。2006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一意见的出台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极大促进了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发展。乘着国家各项扶持政策的东风,这一时期,我市的文化产业也初具规模,文化设施进一步加强,文化资源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江北水城”的城市品牌在国内打响。到 2005 年,我市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总资产和经营收入不断增加。据匡算,文化产业增加值在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到 3.2%,已经成为推动我市国民经济发展中一支重要力量。
 
  这一时期,我市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不断加大非遗项目普查和申报力度。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系统整理,聊城多项传统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如 2006 年 5 月 20 日 ,聊城杂技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 6 月 7 日 , 葫芦雕刻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 6 月 14 日 , 郎庄面塑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 6 月 , 东昌府木版年画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等。“2009 年,全市共普查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线索 5816 条,资源项目 2638 个,基本摸清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传承人情况及传承谱系。”[4]与此同时,我市非常注重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与文化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打造精品文化品牌,并利用各种平台进行宣传推介。2006 年,东昌葫芦作为聊城市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产业,在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和山东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大放光彩。2008 年 9 月,在山东(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福禄缘葫芦工艺制品有限公司与北京中意欧美贸易公司达成了工艺葫芦加工出口合作协议,协议额 1000 万元。

  2010 年,葫芦、临清贡砖等项目也相继在山东文化产业博览会、中国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签订交易意向书,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场交易十分活跃。同年,东昌葫芦走出国门,参加了法国巴黎举办的“孔子文化周”和韩国首尔的地球村庆典活动,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
 
  (四)2012- 至今,聊城的文化产业发展处于快速发展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不断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我国文化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在这一时期,聊城的文化产业发展也处于快速发展期。尤其是近几年 ,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强省”的部署 , 把文化产业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 , 积极探索经济文化融合发展新路径。市委市政府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从体制机制、资金扶持、年度考核等政策层面给予文化产业大力引导和扶持。制定了聊城市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办法、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认定办法,加强对文化产业骨干企业的规范和引导。组织聊城市首届文创节、首届剪纸创意大赛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让广大群众自觉参与文化消费。文化产业发展增速较快,《2019年聊城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文化产业市场主体增长 279%,增幅居全省第 6 位。全市文化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完善,涵盖广播电视电影、工艺美术制造、文化创意和设计等多个门类 ,文化企业、项目、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高。以东昌府区为例,该区将葫芦产业作为龙头,已形成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葫芦产业链条,根据2019年统计数据,年综合效益已突破 10 亿元。此外,东昌木版年画、铜铸雕刻、陶艺制作等传统特色文化产业规模也不断扩大,文化旅游、演艺娱乐、印刷复制、动漫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
 
  二、聊城市文化产业发展中仍存在的问题
 
  (一)文化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且总量较少
 
  根据 2017 年统计数据,2017 年前三季度我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单位103 家,其中 59 家文化产业制造业、23 家文化批发和零售业、21 家规模以上文化服务业。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共2703家,文化产业制造业占2.2%,比菏泽少 7 个百分点,比德州少 1.8个百分点,比滨州少 3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我市文化产业总量依然较少,小型企业居多,现代大型文化企业较少,市场化和集约化程度不高。同时,我市的文化产业结构中传统文化产业所占比重较大,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在文化产业体系中的比重还比较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二)文化产业方面的专业人才储备不足
 
  当前,我市专业创作人才不足,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严重滞后于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文化产业需求与人才储备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懂经营、懂文化的优秀经营和管理人才凤毛麟角,严重制约了文化产业向高层次发展。专业文化人才目前主要在国有事业单位 , 具有创新意识的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匮乏。其二,非遗传承人高龄化且后继无人。以雕刻葫芦为例,在东昌葫芦传承的过程中 , 最离不开的就是手艺人的技艺传承。然而 , 在葫芦产业越做越大的今天 , 葫芦雕刻艺人仍是稀缺 , 雕刻大师更是难求。此外,大量非遗项目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因为年轻人大多数都外出打工,对非遗文化不感兴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上没有太多的收益。
 
  (三)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明显不足
 
  当前,我市在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传统文化资源与科技完美融合的文化精品较少,文创产品科技含量低,有些还只是传统手工作坊 , 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较少,对于新兴技术的应用相对落后。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科技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撑不够,尚未形成支撑和引领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支撑体系,缺少先进的文化科技公共服务平台。二是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文化和科技仍有两套体系,没有在日常工作机制上融合,对接机制仍不顺畅。
 
  三、聊城市文化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我市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在全国的影响力依然较低。今后要努力把聊城潜在的文化影响力转变为现实的城市竞争力,把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以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依托,深入挖掘我市文化资源中所蕴含的产业要素,需要多措并举,多方合力,进一步加大文化产业发展力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聊城市(地区)文化产业的变迁和发展
 
  (一)着力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布局
 
  文化产业是一个由众多行业组成的系统性产业,合理的文化产业结构是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为此,我市要大力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传统文化产业和新兴文化产业共同发展,文化资源才能充分利用,文化产业竞争力才能不断提高。具体而言,在调整和优化文化产业的主体布局上,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要建设一批文化产业的骨干企业和选择有战略性的投资者,重点扶持,营建大型文化集团,促进文化资源和要素向优势企业适度集中,提高产业集中度;其二,大力扶持机制灵活、适应力强的中小企业,不断拓展文化产业的广度,完善文化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其三,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开发文化资源、改造传统产业,加强科技与文化的融合,使传统型文化企业向科技型文化企业转变,提高我市文化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高度重视引进培养专业人才
 
  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地区能吸引到的人才层次将决定这个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水平。具有专业的水准、宽广的视野、独到的眼光并掌握了国际标准的高规格人才,对提升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而言是必要的前提条件。当前,对于我市而言,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大力培养引进既熟悉经济发展又熟悉文化发展规律的复合型创意人才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通过多种渠道引进人才,遵循并落实靠事业留人、靠感情留人、靠适当待遇留人的原则,使引进的人才留得下,用得上。其二,高度重视对于非遗的传承保护,把传承主体放在首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源宝库,应当高度重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因为传承是创新的基础,没有传承就没有创新。诸多的发展实践都表明,对于传统文化遗产继承保护得越好,创新创意就越多越好。值得强调的是,非遗保护的核心一定是保护传承人,因为技术本身是无形的,记录仅仅可以保存,但是它并不能把精华的东西完全体现出来。非遗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大师们的身上、手上、头脑里。其三,加强对非遗文化传承新人的培养力度。政府应当加大对于非遗传承人招收学徒的扶持力度。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基金 , 对传承新人实行误工补贴、生活补贴 , 提高学徒的积极性,使得非遗传承后继有人。
 
  (三)多方共促文化科技融合发展
 
  “由于文化科技服务资源存在内容分散和专业化需求复杂的难点,所以依赖单一的系统开发会有效率不高、高度不够、覆盖面不广等一系列问题,这阻碍了文化科技融合的发展。”[5] 因此,建立现代化的文化科技服务平台势在必行。政府应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由政府主导,联系科研院所、文化企业、大专院校共同建立文化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政府应在平台建设中,提供专项政府扶持资金和各种政策优惠,协调各方利益需求。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应建立文化科技研究中心,基于文化企业的需求进行文化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与此同时,文化企业应及时获得市场需求和变化信息,要将市场信息及时反馈给其他主体。总之,要将各方优势结合起来,为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从而提高我市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和科技水平,推动我市文化产业迈进高质量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 马亮宽:《聊城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56 页。
  [2]黄永林:《我国文化产业何以从弱到强》,《人民日报》,2018 年 09 月 16 日第 5 版。
  [3] 马亮宽:《聊城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86 页。
  [4] 刘博 , 苗保田 , 夏旭光:《把“影响力”转变为“竞争力”——聊城市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纪实》,《支部生活》2012 年第 5 期。
  [5] 杨春炼 :《面向文化科技的公共服务平台设计与实现》,青岛理工大学 , 硕士论文,2015 年。
  [6] 汪明峰:《文化产业政策与城市发展 :欧洲的经验与启示》,《城市发展研究》,2001 年第 4 期。
  [7] 许晓冰,楼晓玲 ,柴晨涛:《文创产业集聚化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以杭州为例》,《生产力研究》,2017 年第 3 期。
  [8] 项辉,王胜楠:《推动文创产业与智慧产业融合发展的 3 条建议》,《杭州日报》 ,2014 年 10 月 30 日第 C05 版。
  [9] 胡钰:《文创理念与文创产业》,《中国文化报》,2016 年 10 月 26 日第 006 版。
  [10] 戴景明:《打造“全国性文创高地” 》,《江淮时报》,2018 年 11 月 16 日第 006 版。
  [11] 张玉玲:《文化产业迎来加快发展的“黄金期”——国务院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解读》,《光明日报》,2019 年 6月 29 日第 007 版。
  [12] 王祎庆:《文化产业政策解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 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