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随之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那时各地都成立了很多“接待站”。接待站就像现在的旅行社一样搞全程服务,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当时我们学校也在校大礼堂设立了接待站,接待全国来青的学生。若大礼堂排满了上下两层的床铺,我和班里的几位同学参加了接待工作。刚开始大串联都是由学校统一组织分期分批外出的。记得学校组织第一批到北京串联是在1966年8月份,我们班大约有7、8个同学。
我没有赶上第一批,到11月份我们坐不住了,向学校提出也要外出串联的请求,学校批准了并给我们写了去北京串联的介绍信。那时外出串联一要有介绍信,二要有学生证。11月底我便和另外一名同学出面,组织我们班大约20多名的同学外出串联。当时红卫兵串联坐车是不用买票的。记得我们是在四方站上车的,上车后发现车厢里已没有座位了,只能坐在自己行李上。当天我们到达济南火车站准备换乘去北京的火车。等车期间遇到从北京方向过来的南方省份的学生,他们说:北京根本进不去了,他们只好从京返回到山东来串联。我们几个同学商量,既然北京进不去了,我们就南下到上海去串联。我们就与他们换了车票,登上了南下的列车。随着列车的运行,不断有人上车,车厢过道里也拥挤不堪了,最后车座下和行李架上也躺满了人。记不得当时是如何吃饭和解决方便的问题了,好像走了三四天才到达上海。
上海红卫兵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居民里弄里的一个招待所。那时红卫兵大串连,吃住都是免费的,但需要缴粮票。碰到未带粮票的,只要登上记,写下欠条,就可以免费吃饭了。在大串联的后期,学校收发室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催交粮票的信件,估计没有多少归还的。
我们那时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饭量特别大,一顿饭吃6、7碗米饭。可能是上海的碗太小,一会儿碗就摞的很高,食堂的阿姨们惊愕不已,当听说我们来自山东时,她们就表示不奇怪了。接待站的人对我们非常热情,不仅照顾我们吃住,还在小小的阳台里宣传毛泽东思想,给我们演节目。我们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每天都是到上海的大学抄大字报,上海外滩等风景区那儿也没去。
由于当时回青岛买不到火车票,只好选择坐轮船回青。原本认为是坐客轮,到码头一看,我们座的那艘船,船名好像是“大庆12号”。上船后发现舱内汽油味太呛人了,其实那条船原本就是一艘去青岛装油的货轮。船走在半路遇上八级台风和大暴雨,船舶无法航行,只能抛锚避风。当时已是深夜,四周一片漆黑,只有船上几个微弱的灯在闪烁着,大风把船吹的左右晃动,海浪从船的一侧打到另一侧。船的厕所在甲板上,每次去都要与海浪进行博斗,回来浑身已被海水湿透了。由于船激烈的晃动,同学们大部分都吐了,开始我一直没吐,但时间一长,我也坚持不了,也吐了。平生第一次经历晕船,腹中翻江倒海,吐的两眼直冒火星,浑身没一点力气。天亮了,风停了,雨住了,船又开始行走了,当时同学们都有一种劫后生还的感觉。当船只靠上青岛大港码头,双脚踏上陆地,感觉浑身都是软的,走起路来轻飘飘,那种解脱的轻松感,真是无法形容